摘要：一般而言，立法程序主要包括立法准备、由法案到法和立法完善三个阶段，以及提出法案、审议法案、表决和通过法案和公布法四个重要程序等。 ...
耕地占用税由市县级以上政府拥有。
土地征收权必须接受必要性原则、衡量性原则和充分补偿原则的限制，并受土地权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补偿请求权和申诉权等权利的制约。再次，赋予司法机关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机关行使征收权的目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最后审查。
《土地管理法》第49条规定，土地承包人在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收支情况问题上有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5}392在韩国，法院同样对土地征用的行政决定和行政裁决拥有司法审查权，当事人不服土地收用委员会的公用征收裁决，可以依据行政上的争诉程序请求将其撤销。公正、规范的征地程序至少应该包括征收审批前的协商、听证制度，征收、补偿金的决定制度和事后的公告、复议、诉讼制度。征地引发的其他社会负面影响也会影响政府的形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增加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成本。行政机关行使征收权，必须保证对土地财产权利的侵害限于为实现特定的大众福祉利益所必要的范围之内。
[7]土地征收收益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与出让金、其他附加费组成。除了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补偿，有关征收之争讼，由普通法院审批之。苏格拉底拒绝朋友的越狱建议，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其多么非正义，必须服从。
学者所主张的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似乎并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响应。（三）违抗的权利和风险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学者似乎很少谈论公民的拒绝权。相反，现有案例更多地是在行政违法行为一般后果的意义上使用无效确认判决。相反，公务人员不但应当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和权限，其履行职务行为还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方式和程序。
[76]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章善良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6条重申了前述第49条的规定。
[78]参见前引[2]，金伟峰文。被告的处罚决定没有考虑工商管理员的违法行为在纠纷起因和发展中的因素，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并且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公正原则。通过公民的实践以及通过抗辩程序，发展并检验法律。[69]参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7）宜中行终字第26号。
[43]抵制警察行为中，最为困扰的问题是抗拒警察的违法逮捕。王天华教授在对公定力概念正本清源后，主张以程序性公定力取代实体性公定力，即以撤销程序的排他性作为公定力的实定法基础与核心内涵。[10]上述讨论具有重要的宪政意涵，然而它们针对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在平日的法律生活中较少出现，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其次，拒绝权的行使还应当遵循适度原则。
首先，如果行政决定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则不受该原则限制。当然，如果法律对公民拒绝权有明确规定的，就不必纠缠行政行为是否无效。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驱赶黑人完全是出于种族歧视，因而违宪。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66页（违法行政行为包括无效的行政行为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1963年，他与另外几名牧师（其中包括著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一道，计划于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在伯明翰市举行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本文将在阐述和界定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不同传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现有的立法和实践，对中国的理论和制度建构提供一些建议。政府方面的观点是，如果允许当事人事先不申诉、事后提抗辩，将鼓励征兵对象规避行政程序，引发更多诉讼，阻碍征兵工作的进行，危及国防动员能力。[65]从司法实务来看，行政执法的严重瑕疵可能成为当事人抗拒的正当理由。如果强制执行措施严重侵害善良风俗和人格尊严，公民也有权抵制。[42]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此类条款所受的限制。
[54]相关释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77]参见金子桐等：《罪与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在很多情况下，行政复议和诉讼等事后救济是无效率的，国家赔偿是不充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麦卡特当初没有提出申诉，他在刑事诉讼中能否提出同样问题作为抗辩理由？在美国法中，这个问题与穷尽行政救济原则联系在一起。
下面将从法律争议的层面、场合、方式三个角度，交代相关概念的使用。[70]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发现，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后，有的部门和地方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执行已经取消或暂停的项目。
叶必丰教授阐述的公定力，仅仅针对大陆法上的行政行为（行政处分）。参见张莹：《相对人对准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一）与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的区别公民对国家行政权力的藐视，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公民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本身的争议，二是公民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争议。例如，从书面文件中不能获知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没有实现可能，它是无效的，但可能不存在公民拒绝的问题。
[41]只是，这一点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这些情形如果作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甚至作为非讼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都可能是恰当的，但作为公民行使拒绝权的一般标准，不免令人担心。
[37]McKart v. United States, 395 U. S. 185（1969）.[38]Shuttlesworth v. City of Birmingham, 394 U. S. 147 （1969）.[39]ibid, at 152.[40]比夏托华斯案早两年判决的沃克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14]本文的讨论涵盖这些问题，但侧重于前两种情形。
新的学理抛弃了国家意志自我证明的观点，转而从公定力所维护的法律价值中寻找论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2000年）第8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金融机构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在金融机构的款项。
[80]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不同语词含义相近，只是对于抗拒行政违法行为的方式、手段侧重不同，各有优缺。就像在三农问题和企业自主经营问题上所看到的，公民行使拒绝权可以成为监督行政的一种手段，成为公民参与依法行政、实现良好行政的一种方式。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但是，要使公民拒绝权得到更加全面的确立，还有一系列观念上的障碍需要突破。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广泛存在的行政违法现象的回应，是对公民作为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
例如，联邦刑法规定，任何人攻击、抵制、反对、阻挠或者干涉政府官员或者政府雇员履行其职务，情节轻微的，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或者一年以内的监禁。文章提到的主要案例发生在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相关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急切的主题了，但这些判例仍然宣示着美国法律的精神。
在他们看来，在一个成熟而健康的法治社会中，行政纠纷的公正及时化解只能冀望于国家正式救济制度的运转。[64]但到底什么是依法执行职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